翻译的目的影响翻译文本的取舍， 翻译策略的选择、翻译标准的制定
发布日期：2018-12-18 :: 浏览数：1665 次 信息来源：
一、引言
德国翻译功能派理论的一个分支是翻译目的论。目的论的发展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凯瑟林娜·赖斯[1]在《翻译批评的可能性与限制》一书中提出了功能派理论的思想雏形。第二阶段，赖斯的学生汉斯·弗米尔[1]摆脱以原语为中心的等值论的束缚，创立了功能派的奠基理论——翻译的目的论。他提出同其他的人类行为活动一样，翻译是一种有目的的行为活动。第三阶段，在弗米尔的“目的论”基础上，贾斯塔·赫兹·曼塔利[2]和克利斯蒂安·诺德[2]进一步发展了功能派翻译理论。
功能主义目的论的提出给翻译理论界带来了一场新的革命。目的论认为翻译的目的对于译者至关重要。而翻译的目的常有三种：“译者的目的，译文的交际目的和使用某种特殊翻译手段所要达到的目的”。[3]由于译文的接受者，他们有自己的文化背景，对译文的不同期待及各自的交际需求，因而翻译是“目的语情景中为某种目的及目的受众而产生的语篇”[3]。由此可见，目的论打破了原语为中心的束缚，看到了译者的能动性和受众的重要性。由于译者具有能动性，因此译者采用何种翻译方法和策
略,都可以从目的论的角度进行解释。刘福莲[4]指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往往会根据其对于源语文本的理解、对心目中读者的特定文化背景和阅读期待的掌握以及他所期望的在读者心中产生的影响而采用不同的翻译策略。”而译者的翻译目的是由诸多因素决定的。杨红娟[5]写道：“译语文化语境如特定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社会历史文化、意识形态、居主导地位的文学体裁、文学规范等在翻译活动中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它制约着翻译材料的选择，翻译目的的确定，翻译策略的选择，译文文本的生成以及译文文本在译语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车明明[6]也认为译者的翻译是受到诸多因素制约的，除了译者的个人素养和文化底蕴外，译者的视角还会受到时代的束缚和限制，打上时代的烙印，“因为语言不是独立于社会生活、政治背景之外的物。”因此译者的翻译目的是和那个时代密切相关的，译者的翻译思想往往是那个时代需求的反映。
以下通过考察我国几个重要历史阶段的翻译思想，来探讨翻译目的是如何指导翻译活动的。
鸦片战争失败后，一批先进的中国人，在拯救民族于危亡的时刻，看到了翻译的重要性。近代中国译介法国文学的先驱陈季同有言道：“我们现在要勉力的，第一不要局于一国的文学，嚣然自足，该推扩而参加世界的文学，既要参加世界的文学，入手方法，先要去隔膜，免误会。要去隔膜，非提倡大规模的翻译不可。”[7]梁启超也有一句名言：“今日之天下，则必以译书为强国第一义，昭昭然也。”他认为欧洲各国之所以强盛，得益于翻译事业，邻国俄罗斯、日本亦是靠翻译由弱变强，因此中国也该效仿。对于翻译何种书籍，梁启超认为“一，当以尽译西国章程之书，……二，当译学校用之教科书……三，当译政法之书……四，当译西国史书……”。[8]语法学经典著作《马氏文通》的作者马建忠也说道：“应译之事，拟分三类：其一为各国之时政……其二为居官者考订之书……其三为外洋学馆应读之书，应次第译成，于彼国之事方有根柢。” [8]在向西方国家寻求真理的过程中，这批有识之士选择翻译西方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哲学书籍，因为这些书与救亡图存大业有益，适应中国社会之需。
这一时期另一位十分重要的翻译家就是严复。然而严复的译文曾受到许多批评，有人认为其译文过于古雅，过于表现译者个性，还存在这样那样的纰漏。殊不知严复这样做，有他的道理。王佐良道出严复的用意：“严复不斤斤于求得与原文的形似，而着意使译文合乎中国古文传统的体式……用意在于以传统的史学笔法译这部论人类进化的名著，以增强读者的历史感。”[9]王秉钦写道：“他并不是要逐字逐句去翻译，这不是他所追求的目标，即‘谨合原文与否，所不论也’。而‘取足喻人’才是严复的标准……严复不循翻译之正法，而特意采用‘达旨’或‘译述’这种‘非正法’的宏观翻译手段，正是‘由于特殊摄取的需要’。他的翻译皆‘为
时代而为’……是给中国读者架起一座通向原著的桥梁，有助于他们更好地了解原著。”[9]可见，以严复为代表的近代翻译家，在译介西方著作时，不是原封不动地全盘照抄，而是根据中国社会现状和国民需要，有选择的取舍。
（二）“五四”新文学时期
在1919 年五四前后，中国思想文化领域发生了一场规模空前的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提倡用白话文取代文言文，因此引发了翻译领域直译意译的讨论。一种观点认为直译宜用白话，意译宜用文言。“直译以白话为适宜，直译若不用白话，则译俱不得称为十分完备；意译若用文言，则汉文之美可以自由表出；故直译宜于白话，意译可利用文言”。[9]另一种观点认为：直译意译皆用白话。“文言为传统习惯所缚，较难针对原意，不适直译。白话则于两种皆无困难”。[9]周作人是直译派的代表之一，他对严复、林纾的翻译提出批评：“以诸子之文写夷人的话”“他们的弊病，就止在‘有自己无别人’，抱定老本领、旧思想，丝毫不肯融通；所以把外国异教的著作，都变成了斑马文章，孔孟道德”。[9]直译法是这一时期主要的翻译方法。鲁迅在《关于翻译的通信》中写道：“我是至今主张‘宁信而不顺’的，……为甚么不完全中国化，给读者省些力气呢？……我的答案是：这也是译本。这样的译本，不但在输入新的内容，也在输入新的表现法。”[8]伟大的革命家、新文化运动的先驱瞿秋白也指出：“翻译——除出能够介绍原本的内容给中国
读者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创造出新的中国的现代语言。……翻译，的确可以帮助我们造出许多新的字眼，新的句法，丰富的字汇和细腻的精密的正确的表现。因此，我们既能进行着创造中国现代的新的言语的斗争……。”[10]作为革命家，瞿秋白必然考虑到翻译是斗争的工具，是为革命事业服务的。瞿秋白的一生中译介了大量的苏俄文学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其目的在于用文学唤醒民众，改造社会。同瞿秋白一样，鲁迅的翻译也有他明确的目的性。王秉钦写道：“忠实于原著的白话文的直译法，使西方近代资本主义文化思想不走样地传入中国。”他“把目光集中在正处于‘专制与革命对抗’的俄国和正处于‘抵抗压迫，求自由解放’的东欧诸国的文学，认为这些国家的文化思想较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更富于时代的革命色彩，想引进同样处在被压迫、被奴役地位的‘斯拉夫民族’觉醒反抗的呼声来振作‘国民精神’，唤醒沉睡的中国人，以求挽国运于垂危，达到‘立国’之目的。”又“为了中国革命的需要，在这一时期他翻译的文学作品和文艺著作都是‘战斗的作品’。
（三）新中国时期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展，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也迎来了高潮。时代呼唤优秀的文化作品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丰富的精神生活的需求。1954 年，茅盾在全国文学翻译工作会议上作了《为发展文学翻译事业和提高翻译质量而斗争》的报告，报告中说：“和文学创作事业的成长一起，文学翻译事业也正在迅速发展。从1949年10 月以后，到1953 年年底止，全国出版的文学翻译书籍总数达二千一百五十一种之多。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来不曾有过的。尤其是苏联的文学作品，更为读者所热爱。我国的广大读者，他们对于社会主义先进国家的文学作品，不仅是当做文学作品来欣赏，同时也把它当做政治、思想、生活修养的教科书，把书中的英雄人物的高贵品质，当做自己学习的榜样。”[9]因此，新中国成立后涌现出了大批翻译家，无论是在翻译作品的选择上还是在翻译理论的研究上都出现了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特点。有翻译法国文学的权威傅雷，有戏剧文学翻译家焦菊隐，有以翻译安徒生童话而享誉世界的叶君健，有将中国诗词翻译成英法韵文的专家许渊冲，还有语言学、东方学大师季羡林等。翻译理论方面有茅盾的“意境论”，傅雷的“神似论”，钱钟书的“化境论”，许渊冲的“美化之艺术”与“优势竞赛论”
等。
进入改革开放后，随着中外交往的日益频繁，大量外国翻译理论被引进中国，更加推动了中国翻译的发展。如奈达的等值理论、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法等语言学理论被应用于翻译研究领域，以及多元系统理论等文学理论应用于翻译研究，和解构主义等哲学思想在翻译研究领域的应用。1986 年，姜椿芳在中国译协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了《团结起来，开创翻译工作新局面》的报告，他说：“在探讨翻译理论方面，我们既要认真汲取国外各个学派的精华，更要创立自己的学说。我国翻译界的先驱和前辈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遗产，我们要继承，也要在其基础上前进和发展。过去提过译事三难‘信、达、雅’，但时代的进展要求我们创立适应我国现实、有鲜明特色的现代翻译理论体系。”[9]这个报告呼唤广大学者、翻译家将目光由国外转向国内，开创我国翻译新局面。许渊冲也曾在文章中写到：“杨振宁是科学家，他得到诺贝尔物理奖开始改变了中国人的自卑感。我觉得在文化方面，尤其在译学方面，也应该改变不如外国人的心理。”[9]季羡林更是认为：“西方形而上学的分析已快走到尽头，而东方的寻求整体的综合必将取而代之。……以东方文化为主导，吸收西方文化的精华，把人类文化的发展推向一个更高的阶段。”[9]总之，大师们的观点很明确，既要继承中国传统翻译思想，又要借鉴现代西方理论，其目的是探索当代中国自己的发展道路，繁荣我国的翻译事业。
历史阶段的国情不一，社会需求不同，因此翻译手段各样，翻译标准各异。对于不同时期的翻译作品、翻译思想应当以历史的、辩证的观点去看待，才能使那个时期的作品、思想得到客观、公正的评价。
德国翻译功能派理论的一个分支是翻译目的论。目的论的发展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凯瑟林娜·赖斯[1]在《翻译批评的可能性与限制》一书中提出了功能派理论的思想雏形。第二阶段，赖斯的学生汉斯·弗米尔[1]摆脱以原语为中心的等值论的束缚，创立了功能派的奠基理论——翻译的目的论。他提出同其他的人类行为活动一样，翻译是一种有目的的行为活动。第三阶段，在弗米尔的“目的论”基础上，贾斯塔·赫兹·曼塔利[2]和克利斯蒂安·诺德[2]进一步发展了功能派翻译理论。
功能主义目的论的提出给翻译理论界带来了一场新的革命。目的论认为翻译的目的对于译者至关重要。而翻译的目的常有三种：“译者的目的，译文的交际目的和使用某种特殊翻译手段所要达到的目的”。[3]由于译文的接受者，他们有自己的文化背景，对译文的不同期待及各自的交际需求，因而翻译是“目的语情景中为某种目的及目的受众而产生的语篇”[3]。由此可见，目的论打破了原语为中心的束缚，看到了译者的能动性和受众的重要性。由于译者具有能动性，因此译者采用何种翻译方法和策
略,都可以从目的论的角度进行解释。刘福莲[4]指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往往会根据其对于源语文本的理解、对心目中读者的特定文化背景和阅读期待的掌握以及他所期望的在读者心中产生的影响而采用不同的翻译策略。”而译者的翻译目的是由诸多因素决定的。杨红娟[5]写道：“译语文化语境如特定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社会历史文化、意识形态、居主导地位的文学体裁、文学规范等在翻译活动中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它制约着翻译材料的选择，翻译目的的确定，翻译策略的选择，译文文本的生成以及译文文本在译语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车明明[6]也认为译者的翻译是受到诸多因素制约的，除了译者的个人素养和文化底蕴外，译者的视角还会受到时代的束缚和限制，打上时代的烙印，“因为语言不是独立于社会生活、政治背景之外的物。”因此译者的翻译目的是和那个时代密切相关的，译者的翻译思想往往是那个时代需求的反映。
以下通过考察我国几个重要历史阶段的翻译思想，来探讨翻译目的是如何指导翻译活动的。
二、目的论视角下的翻译思想
（一）近代“西学东渐”时期鸦片战争失败后，一批先进的中国人，在拯救民族于危亡的时刻，看到了翻译的重要性。近代中国译介法国文学的先驱陈季同有言道：“我们现在要勉力的，第一不要局于一国的文学，嚣然自足，该推扩而参加世界的文学，既要参加世界的文学，入手方法，先要去隔膜，免误会。要去隔膜，非提倡大规模的翻译不可。”[7]梁启超也有一句名言：“今日之天下，则必以译书为强国第一义，昭昭然也。”他认为欧洲各国之所以强盛，得益于翻译事业，邻国俄罗斯、日本亦是靠翻译由弱变强，因此中国也该效仿。对于翻译何种书籍，梁启超认为“一，当以尽译西国章程之书，……二，当译学校用之教科书……三，当译政法之书……四，当译西国史书……”。[8]语法学经典著作《马氏文通》的作者马建忠也说道：“应译之事，拟分三类：其一为各国之时政……其二为居官者考订之书……其三为外洋学馆应读之书，应次第译成，于彼国之事方有根柢。” [8]在向西方国家寻求真理的过程中，这批有识之士选择翻译西方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哲学书籍，因为这些书与救亡图存大业有益，适应中国社会之需。
这一时期另一位十分重要的翻译家就是严复。然而严复的译文曾受到许多批评，有人认为其译文过于古雅，过于表现译者个性，还存在这样那样的纰漏。殊不知严复这样做，有他的道理。王佐良道出严复的用意：“严复不斤斤于求得与原文的形似，而着意使译文合乎中国古文传统的体式……用意在于以传统的史学笔法译这部论人类进化的名著，以增强读者的历史感。”[9]王秉钦写道：“他并不是要逐字逐句去翻译，这不是他所追求的目标，即‘谨合原文与否，所不论也’。而‘取足喻人’才是严复的标准……严复不循翻译之正法，而特意采用‘达旨’或‘译述’这种‘非正法’的宏观翻译手段，正是‘由于特殊摄取的需要’。他的翻译皆‘为
时代而为’……是给中国读者架起一座通向原著的桥梁，有助于他们更好地了解原著。”[9]可见，以严复为代表的近代翻译家，在译介西方著作时，不是原封不动地全盘照抄，而是根据中国社会现状和国民需要，有选择的取舍。
（二）“五四”新文学时期
在1919 年五四前后，中国思想文化领域发生了一场规模空前的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提倡用白话文取代文言文，因此引发了翻译领域直译意译的讨论。一种观点认为直译宜用白话，意译宜用文言。“直译以白话为适宜，直译若不用白话，则译俱不得称为十分完备；意译若用文言，则汉文之美可以自由表出；故直译宜于白话，意译可利用文言”。[9]另一种观点认为：直译意译皆用白话。“文言为传统习惯所缚，较难针对原意，不适直译。白话则于两种皆无困难”。[9]周作人是直译派的代表之一，他对严复、林纾的翻译提出批评：“以诸子之文写夷人的话”“他们的弊病，就止在‘有自己无别人’，抱定老本领、旧思想，丝毫不肯融通；所以把外国异教的著作，都变成了斑马文章，孔孟道德”。[9]直译法是这一时期主要的翻译方法。鲁迅在《关于翻译的通信》中写道：“我是至今主张‘宁信而不顺’的，……为甚么不完全中国化，给读者省些力气呢？……我的答案是：这也是译本。这样的译本，不但在输入新的内容，也在输入新的表现法。”[8]伟大的革命家、新文化运动的先驱瞿秋白也指出：“翻译——除出能够介绍原本的内容给中国
读者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创造出新的中国的现代语言。……翻译，的确可以帮助我们造出许多新的字眼，新的句法，丰富的字汇和细腻的精密的正确的表现。因此，我们既能进行着创造中国现代的新的言语的斗争……。”[10]作为革命家，瞿秋白必然考虑到翻译是斗争的工具，是为革命事业服务的。瞿秋白的一生中译介了大量的苏俄文学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其目的在于用文学唤醒民众，改造社会。同瞿秋白一样，鲁迅的翻译也有他明确的目的性。王秉钦写道：“忠实于原著的白话文的直译法，使西方近代资本主义文化思想不走样地传入中国。”他“把目光集中在正处于‘专制与革命对抗’的俄国和正处于‘抵抗压迫，求自由解放’的东欧诸国的文学，认为这些国家的文化思想较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更富于时代的革命色彩，想引进同样处在被压迫、被奴役地位的‘斯拉夫民族’觉醒反抗的呼声来振作‘国民精神’，唤醒沉睡的中国人，以求挽国运于垂危，达到‘立国’之目的。”又“为了中国革命的需要，在这一时期他翻译的文学作品和文艺著作都是‘战斗的作品’。
（三）新中国时期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展，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也迎来了高潮。时代呼唤优秀的文化作品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丰富的精神生活的需求。1954 年，茅盾在全国文学翻译工作会议上作了《为发展文学翻译事业和提高翻译质量而斗争》的报告，报告中说：“和文学创作事业的成长一起，文学翻译事业也正在迅速发展。从1949年10 月以后，到1953 年年底止，全国出版的文学翻译书籍总数达二千一百五十一种之多。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来不曾有过的。尤其是苏联的文学作品，更为读者所热爱。我国的广大读者，他们对于社会主义先进国家的文学作品，不仅是当做文学作品来欣赏，同时也把它当做政治、思想、生活修养的教科书，把书中的英雄人物的高贵品质，当做自己学习的榜样。”[9]因此，新中国成立后涌现出了大批翻译家，无论是在翻译作品的选择上还是在翻译理论的研究上都出现了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特点。有翻译法国文学的权威傅雷，有戏剧文学翻译家焦菊隐，有以翻译安徒生童话而享誉世界的叶君健，有将中国诗词翻译成英法韵文的专家许渊冲，还有语言学、东方学大师季羡林等。翻译理论方面有茅盾的“意境论”，傅雷的“神似论”，钱钟书的“化境论”，许渊冲的“美化之艺术”与“优势竞赛论”
等。
进入改革开放后，随着中外交往的日益频繁，大量外国翻译理论被引进中国，更加推动了中国翻译的发展。如奈达的等值理论、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法等语言学理论被应用于翻译研究领域，以及多元系统理论等文学理论应用于翻译研究，和解构主义等哲学思想在翻译研究领域的应用。1986 年，姜椿芳在中国译协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了《团结起来，开创翻译工作新局面》的报告，他说：“在探讨翻译理论方面，我们既要认真汲取国外各个学派的精华，更要创立自己的学说。我国翻译界的先驱和前辈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遗产，我们要继承，也要在其基础上前进和发展。过去提过译事三难‘信、达、雅’，但时代的进展要求我们创立适应我国现实、有鲜明特色的现代翻译理论体系。”[9]这个报告呼唤广大学者、翻译家将目光由国外转向国内，开创我国翻译新局面。许渊冲也曾在文章中写到：“杨振宁是科学家，他得到诺贝尔物理奖开始改变了中国人的自卑感。我觉得在文化方面，尤其在译学方面，也应该改变不如外国人的心理。”[9]季羡林更是认为：“西方形而上学的分析已快走到尽头，而东方的寻求整体的综合必将取而代之。……以东方文化为主导，吸收西方文化的精华，把人类文化的发展推向一个更高的阶段。”[9]总之，大师们的观点很明确，既要继承中国传统翻译思想，又要借鉴现代西方理论，其目的是探索当代中国自己的发展道路，繁荣我国的翻译事业。
三、结语
各时期的翻译思想无不透露出译者的翻译目的，译者的翻译目的无不影响着译者的翻译思想。不难看出翻译是一种有目的的人类活动，翻译目的对翻译实践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我国的翻译思想色彩斑斓，这是与译者不同的翻译目的有关。各历史阶段的国情不一，社会需求不同，因此翻译手段各样，翻译标准各异。对于不同时期的翻译作品、翻译思想应当以历史的、辩证的观点去看待，才能使那个时期的作品、思想得到客观、公正的评价。